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9月17日文章，原题：外卖骑手的五分钟该向谁要？ “我还有10分钟就到。今天下雨路上堵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！”手机点餐半小时后，送餐的外卖骑手拨通我的电话，解释他为什么没按时送达。骑手小哥之后又打了两个电话通报他的最新方位，就差没说出那句潜台词：“千万别给我差评啊！”其实，要不是骑手几番道歉，我都没注意到这单外卖已超时。虽然比预计时间晚了10分钟，但40分钟里从下单到送达，在我看来已非常快了——尤其是在和新加坡外卖服务对比之下。

自疫情后居家办公以来，我点外卖的次数直线上升，和岛国各大外卖平台的摩擦也持续增加：预计1小时送达的外卖等了两小时还没到、拿到手的炖汤洒了2/3、不小心选错配送地址后不能修改订单，向客服反映被对方讥讽：“谁让你没看清楚就下单呢？”这些问题到了上海后都迎刃而解。绝大多数外卖都在半小时内送达，加几毛钱还能买超时保险，超时10分钟就获10倍赔款；汤水多用密封袋严实包裹，外面还罩上精美的铝箔保温袋；下单后不仅可以修改订单，还可实时查看骑手方位；即便凌晨想吃宵夜，都有人马上接单……这些服务对应的只是5元（人民币）不到的配送费。

如此物美价廉的体验背后，是中国发达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与巨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。先进的前台客户端和后台系统保障顺畅的点餐体验，数以百万计的外卖骑手则提供了充足劳动力来源。不过这套“算法支配人力”的模式缺陷也日益凸显。一篇关于外卖骑手的报道本月在互联网上被热议，也让外卖配送系统受到空前关注。用户不愿傻等，企业不想让利，让骑手多喘口气的5分钟，该向谁要？这并不只是外卖行业面对的挑战。在中国的互联网渗透率到达高位后，来自新增用户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退，新经济企业可开拓的空间逐渐缩小，僧多粥少的局面进一步压缩底层从业人员的议价能力。       打破困局，需第三方力量，例如通过行业协会达成统一协议，或完善法规明确权益和责任。往小了说，更好地保障骑手安全才能推动行业健康发展；往大了看，帮助低收入人群稳步提高工作和生活品质，能有效拉动内需，为中国“内循环”提供稳固根基。（作者陈婧）